《感知力》

(资料图)

[美]丹尼斯·普罗菲特 德雷克·贝尔 著

张彧彧 孔垂鹏 译

鹦鹉螺 | 中信出版集团

常识告诉我们，人们对世界的体验是客观的。我们看到、嗅到、听到、触碰到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这使得我们将自己的心理体验投射到外部世界，误将这些体验当作物质世界的真相，而对感官系统、个人经历、目标与期望等的影响浑然不知。尽管我们天真地认为自己看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是，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所感受的世界，根据每个人的经验而有所不同，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身高分别是4英尺7英寸和7英尺4英寸的人来说，高度为10英尺的篮球筐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美国篮球运动员库里曾说，当他发挥得好的时候，时间似乎都变慢了。一个人在减肥后，楼梯看起来就不那么陡峭了；你的棒球打得越好，球在你眼里就越大；如果你身边有亲密的朋友陪伴，那你眼前的山看起来就不那么吓人了……你所看到的并非世界本身，而是世界在你眼中的样子。

知觉研究表明，我们的思考、感受以及存在的方式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我们身体的影响。你眼中的世界和其他人眼中的世界并不一样，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密不可分。行动先于认知，路是走出来的，身体是方向。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深刻理解我们的行为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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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的新方式

常识告诉我们，世界就像它所呈现的那样，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就是其本来面目，所见即真实。当公交车迎面而来时，我们总是在路边等候，而不是走到它的前面，因为我们坚信，过往经验是真实可靠的。这种朴素实在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与我们的经验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然而稍加审视，我们便会发现朴素实在论与事实不符。首先，视觉的刺激信息（射入人眼的光）投射到眼睛底部的视网膜上（神经系统的光感受器细胞所在的位置）形成了图像。该视网膜图像是二维、倒立的，且不具备在我们的知觉中普遍存在的恒定属性。例如，物体在视网膜上所成图像的大小随距离而变化（物体越近，图像越大），然而我们对物体大小的感知却是恒定的。拿起一支铅笔，将手臂向前伸直，然后让它逐渐向面部移动。注意，铅笔的外观变大了，但我们对其实际大小的感知却保持不变。

那么，当铅笔在眼中所成图像的大小随着距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时，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其大小是恒定的呢？一种现成的解释是，我们知道铅笔的大小，且当我们来回移动它们时，其尺寸不会发生改变。在哲学上，这种解释被称为“唯心主义”，它认为，不甚精确的视网膜图像会随着人们在进化或个人学习经验中所获知识和记忆的积累而扩充和增强。19世纪伟大的医师、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将这一增强过程命名为“无意识推理”。根据他的说法，如果你感知到某个物体是铅笔，那么你就会感知到它具有铅笔所具有的那些属性。

在过去的150年里，“无意识推理”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机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这一机制，视网膜图像可以转化为对世界的感知。然而，吉米·吉布森并不这么认为。他认识到，“无意识推理”的问题在于这一过程永远无法开启，根本起不了作用。婴儿需要先了解世间万物的所有属性，才能感知到事物具有这些属性。但这些知识从何而来？比如，如果婴儿所看到的只是铅笔投射到眼底的图像，而图像的大小随距离的变化而变化，那么他们应该如何获知铅笔的正确尺寸呢？婴儿应当如何学习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事物？这不太可能。吉米认为，整个过程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应该重新开始”，他说。然而，科学家也和其他人一样，不喜欢改弦易辙，尤其是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晚期。尽管吉米拥有了一些追随者，但大多数情况下，吉布森夫妇和他们的学生不得不孤军奋战。

（图源：视觉中国）

那么，我们如何“重新开始”？和许多科学家一样，吉米的生活经历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吉米在密歇根湖岸边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列车员。在父亲执勤的列车上，小吉米常常站在车头或车尾遐想联翩：为什么当列车向前飞驰时，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大？当他站在车尾时，世界却缩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点？这些经验告诉他，当我们移动时，视觉世界中的所有事物也会随周围环境有规律地移动。这种一切都随着我们的移动而移动的方式叫作“光流”，它很容易被注意到。比如，回想一下夜晚在乡村公路上开车的情景。附近的栅栏似乎移动得很快，而远处的山丘则移动甚缓。驾驶者观察到的物体移动速度随距离远近而存在的差异，实际上展示出它们的相对距离——快速移动的物体在你附近，缓慢移动的物体距你较远。距离可以通过光流得出——当我们开车、跑步或步行时，物体经过我们身边的速度取决于我们行进的速度，以及这些物体距离我们的远近。距离不需要推断，因为运动的观察者能从可知信息中将它们直接推导出来。类似地，物体在视网膜上的投影随着物体接近或远离我们而增大或缩小，它们的实际尺寸可以从其不断变化的投影尺寸中得出。例如，铅笔的实际尺寸可以通过你将它来回移动时大小的变化来确定。这就是吉布森理论的基本观点：知觉所依据的信息并非静态的、平面的视网膜图像，而是光流，即观察者在移动时目标物体所发生的运动。

吉米于1928年起任教于史密斯学院，直至1942年，这位年轻的视觉研究者因战事而被征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他的指挥官提出了一些疑问，与他8岁时的想法很相似：飞行员如何让飞机着陆？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做得更好？同样地，一个人如何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这些问题看似基础，但百年来的视觉研究成果并未能解答吉米的疑问。当时，知觉研究也尚未触及这些问题。

吉米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时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并非一个以厘米和毫米为度量单位的客观世界。确切地说，我们所感知到的是吉米所说的“可供性”。他后来在《视觉世界的知觉》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凭借这本书在自己的领域声名鹊起。

“可供性”指的是我们适应特定情境的方式，或者物体及其表面形态为具有特定身体和行为技能的有机体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对于一个体格健全的人而言，坚实的地板可供行走，池塘的水面则不行。石头可供抓握和抛掷，只要尺寸得当，重量适宜。吉米写道：“环境可供性指的是环境为动物所提供的内容，及其给予或者贡献的一切事物，无论好坏。字典中可以找到动词‘提供’，但是找不到名词‘可供性’——我创造了这个词，它与动物和环境二者皆有关联，没有现成的术语可与之对应。它揭示了动物与环境之间的互补性。”吉米称自己对知觉的描述为“生态方法”。他指出，知觉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在积极探索其所处环境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能力。早在婴儿时期，人们就可以感知到这些可供性的存在，而它们在后来也将继续构建我们的日常经验，无论是扔球、投资，还是决定是否信任某人。

吉米断定，只要有机体可以自由地移动并对其周围环境进行探索，视觉信息便是充足的，无须借由知识、记忆或无意识推理来补充。你所看到的取决于你能做到的事情。更确切地说，一个行动自由的有机体所看到的，是其自身目的驱动行为的视觉产物。步行者会体验到世界如何在她行走时从自己身边经过，同时也会体验到与步行相关的能量消耗。她将发现可抓握物体的视觉特性，以及可以步行上升的斜坡。她将察觉到自己所处世界的可供性。这并非朴素实在论，因为有机体所感知到的世界的可供性，因其物种、身体、行为方式以及独特的个体差异（例如生活经历、目标和期望等）而有所不同。这也不是唯心主义，因为对可供性的感知并不依赖于既存（或者说“先验”）知识。生态现实主义认为，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并非其本来面目，而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这就是吉米的见解，他向身体如何影响大脑这一问题的答案又迈进了一步。

作者：丹尼斯·普罗菲特 德雷克·贝尔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